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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是我姐姐的独生女儿。一九七二年她出生时，沈阳和其他城市一样，粗粮多细粮少，米更难得。父母原是南方人，姐姐想米饭吃想得慌，给女儿取名小米。我十五岁就响应毛主席号召，从沈阳到内蒙古草原当知青，“文革”后才考上大学，分配到北京教书。父母早亡，我和姐姐分手早，感情本来就淡漠，多年未见到她。偶尔有信件往来，从未见过她的孩子，只记得信中提到在深圳。
我意外得到一个去香港岭南学院开会的机会，准备去时，我写信告诉姐姐。临行刚要出门，收到姐姐回信。要我经过深圳时，去看看小米。
世上的事情就这么巧，好像冥冥之中姐姐知我会在深圳停留，而不是直飞香港。她在信里说，她年老多病，行动不便，不能出远门。想求我一件事，已有半年没有小米消息。她担心这女儿，从小就不听话。信里附了一张三寸彩色照片，我的外甥女笑得很开心，长相挺秀气朴素，与现在女孩的美容照很不一样。她和我的姐姐很像，短发，T恤衫，嘴唇右上角有枚黑痣，使我眼睛一跳。
深圳的五月如夏，在我的北方眼光来看，一切都新奇，人也不一样，女人水灵漂亮，很会打扮，男人小个，没北方男人那股蛮气。橱窗装饰比北京耀眼。高楼成林，街道两边种着鲜花，清洁整齐，我第一次来，却只有一天时间，来不及观赏。
我按姐姐给的地址找到小米的住处，十层楼上，却没人应，小米不认识我，哪怕从门孔里看见我，也不会开门。大楼里绑架偷盗，比北京四合院还多，那里邻居可互相照应，这种火柴盒房子，隔得人人各顾自己。
正好电梯上来，我急忙问开电梯的女人，她爱理不理地说，“去找大楼管理处，一楼左拐。”话音未尽，电梯门已经合上。
原来这幢楼多半是出租的，房主自住是少数。管理员说，我说的那间房现在住着一对夫妻，也是外地人。但是，没有我找的这个北方来的女孩，别说北方，大江南北的女孩子都以为这儿是天堂，可以混出一身金来。
“我找的人是我亲外甥女，她留给家里的地址就是这儿。没准她搬走了？”
“不会，我记得这儿所有的住户。”他的口气不像在敷衍。
我只好拿出小米的照片，让他看。他拿着照片端详，没说话。等了一会儿，他说：“这小姐模样，我不能肯定她从来没在这楼里住过，楼里住的妹仔，我眼里都差不多。”
“什么意思？”我有点不高兴了，显然他话里有话。
他不回答，转过身。我只有悻悻地离开。大楼门外和北京不一样，停的自行车少，私车多。树荫覆盖，天很热。哄哄闹闹的一辆摩托驶来，停在我身边，是大楼管理员。他大声对我说，“你不妨去歌厅瞧瞧，那儿年轻小姐多，外来妹相互熟，或许你能找到你外甥女。”说完一溜烟就驶远了。
旅馆太远，回去不合算，我对逛商场没兴趣，原想去深圳大学图书馆看看海外中文报纸杂志，据说是此特区大学的一大好处。但我心里左上右下的，倒与姐姐的信没太大关系，本来亲情疏淡，见不见得着小米无所谓，也尽到了责任。是管理员那种不太正常的态度，让我忧虑。听说过不少内地女孩到特区闯天下的种种故事：开公司；炒股票；做发廊按摩服务一类；傍大款，做港商小老婆；还有做鸡的，旅馆里的鸡最便宜一百元人民币，街头野鸡是另一个价。诸如此类，心里越想越不是味。
我在一家四川餐馆吃饭，边吃边想小米。沈阳老家那些旧事像一团云在心底飞，人活着真不容易，顾了这辈子，还得为下辈操心。
远处窄长的天在转换色彩，夜晚慢慢靠近我凝视着的街道和行人。
到夜里十点多，我已在好几个中上等歌厅里看了一遍：全差不多，那些女孩子也都像一个模子倒出来。走在街上，我有点累了。歌厅在深圳起码上百家，一夜怎么看得完？可能压根儿小米就不在那里，可能早就离开了这城市。我决定回旅馆休息，明天一早还得乘火车过罗湖桥。
街口比较清静，一辆出租停下，我坐了进去。特区在夜里更繁华，坐在出租车里，马路两旁灯光直晃眼，收音机里主持人好听的声音，放着流行音乐排行榜上的曲子。马路右边，有“利口福”三字霓虹灯闪亮，抓住我的眼睛。再看一家吧，我对自己说，仅此一家，良心也安了。“停车，”我叫道。
“女士，去这种低档歌厅呀？”出租司机咕哝着，将车泊在路边。
那门不大，就涂了点红绿漆，两旁花树是塑料的，门外边的塑料地毯脏脏的。我付钱下车，就往店里走。门口的小姐截住我，上上下下仔细打量我，肯定觉得一个中年女人，单身到此，有点奇怪。每家酒店歌厅都是如此，我已经见惯不惊，终于，小姐说：“欢迎欢迎，三十元一位，饮料听歌点歌不要钱，全包。请。”
里面过道不大，另有小姐带路，进了大厅。地毯、窗帘、包括墙都还干净，红漆俗气了些，生意好像不太兴隆。
我靠里一个位子坐下，一杯饮料端上来，冰水加两片柠檬。看来是个宰人黑店！这年头，又有哪个店主不缺心肝的呢？椅子与茶几一般低矮。我转过身，看到五六个浓妆艳抹的女子，坐成一排，供展览似的，生意做得非常坦率，每家一样。走廊里是一个个单间，里面不时传出男女嬉笑声。有两个男士走到那些女子面前，各挑一个去舞池。有个客人正在唱卡拉OK。
那些坐着的女子中没有小米。我瞧瞧自己这一身太规矩的衣服，怎么也觉得好笑。我的目光又在伴舞的人中查找，时兴超短发式，稀奇古怪的花哨服饰。舞池里也没有小米。凭什么，我就认定她会在这儿？
一个时髦女郎迎面朝我走来。不是朝我走来，而是往单间去。她腰肢细摆，长发披肩，白衬衣，贴身牛仔短裤，长靴齐膝，露出一段大腿。她没戴任何首饰，倒也别致出众。不由自主地，我站起来，从边上打量她，她拐过道时，我看见她嘴唇右上角有枚黑痣，“小米！”我不由自主叫了一声。
她那一回头的身姿真是迷人。她看看我，脚步却进了单间。
我推门，有警卫过来，客气地阻止我，即使没人守门，我也进不去：门从里面闩住了。我说我要进这个单间，警卫让我稍等。没一会儿经理来了，一个精明的女强人，“您不能进那单间。”她试探性地说：“你是记者吧？”
从单间里传来女人的低声尖叫，像被人弄痛了。有男人发脾气声音。过道里的人没当一回事，都在警觉地看着我。我不回答是否记者，而是干脆地对她说：我找外甥女，远道而来，只是见见面，并不是想给她的歌厅添麻烦。
女经理客气地让我坐到厅里，说她去叫那女子来。等了好些时候，那女子才到我的座位旁坐下。果然，是小米。她问我：“你真是我姨？你怎么找到这儿？”
可能我与她母亲一个脸盘子，她没盘问。她的语调不冷不热，只是想知道我这个从未见过的姨，怎么会来此处的？
“你母亲给我写了信，”我告诉她，“让我去香港路上顺道来看你。”
“我母亲？”她想说什么，却沉寂了。她的打扮跟照片上判若两人。七二年出生，今年她该二十六岁，我比她大二十一岁。她在我面前该是个孩子，但她显得很老成。
道路越走越宽阔，红色江山永不变。
毛主席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做。
哎，我们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从前的颂歌，用港台情歌调儿唱，好像在嘲讽。舞伴们搂贴着，节奏倒很合适。
这时，有女孩挽了个男士，从那个单间出来，大概是代替小米的。男人伸过手来，在小米脸蛋上拧了一下，嘴里说道：“媚粉得很哟。”
小米没看我，等这明显心里有气的家伙离开后，小米说：“姨，我没出台，就陪酒，一百元一次。”好像等着我问，她继续说，“跟人走的，出台，三百一次。经理抽百分之三十。”
今晚我来，肯定不合时宜，误了小米的事，那边干坐着几个候生意的女孩，可能整晚都不会有人要，那就整晚一文未挣。小米所说的出台不出台，此地无银。这里的女人还有卖与不卖的自由？我怎么用这样难听的词？如果姐姐知道，还能咽得过气来？我的时间不够，明天就得离开这城市，以后恐怕难有机会。
我看着小米，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小米忽然对我说：“姨，此地不好说话，到我住的地方去吧。”
一片新建的住宅区，路对面有一幢，装着脚手架，估计是半拉子没完工的大楼。小米那幢楼，楼梯上下没灯，电梯也关了，她在五层，我们摸着上楼梯，她不时提醒我这儿有个筐那里有纸箱。她停下，开了锁，我放下随身小包在沙发上，像是带厨房和厕所的一室一厅。从卧室走出一个年轻女孩，问小米：这么早就回来？
小米让女孩回家，明天晚上按时来。
女孩走了后，小米带我进卧室，一个小男孩熟睡在床上。我马上就全明白了，这是小米的孩子，那女孩是保姆。“几岁啦？”我问，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孩子倒生得端正，健康。
“一岁多了。”小米说。她从茶壶里倒了一杯水给我。
“你母亲知道吗？”
她摇摇头。我怕惊醒孩子，就回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小米塞给我一小本影册，说她先冲个澡。水声哗哗响，我感觉到小米的镇静是做出来的，她竟然欺瞒母亲一年多，最近半年没有写信，肯定又有什么事。
照片大多是孩子的，但有一个中年男子，与小米偎依着照相，不用问，是孩子的父亲。白西服，不是美男子，并不猥琐就是了。
小米洗完澡，穿着短短的睡衣。她找出一件新的T恤衫，说，“姨，你明早再回旅馆吧，这衣服洗澡后夜里穿，这沙发是床。”她拉开两个扶手，果然是个单人床。
我哪有睡意。小米坐在我左边，用手把护肤液轻拍上脸。吃歌厅饭，青春不饶人。我心情幽暗地看着，心里揣测她怎么会沦落到做这一行？那些女孩都年方二八，或许有的男人喜欢成熟的，否则，她付不起这个还像样的房子租金、抚养孩子、还有保姆费用。
“孩子的父亲呢？”话已递到我嘴边，“你大概没结婚吧？他是香港人？”
小米沉默，她的脸没有化妆品，也没有歌厅那种灯光氛围，一下子变成姐姐给我那张照片的模样，只是忧伤代替了笑容，嘴唇上那颗痣，更明显了。
“姨，你看我们第一次见，就这样，”她话未说完，低下头。
我以为她会哭，但她没有。她只是顿了顿，拿过照片，随便地翻，合上后慢慢地说：“他是香港人，老家汕头，比我大十五岁，但人很好。我们已经在准备结婚，不巧我怀上孕，肚子大着不好办。我们准备孩子满月结婚。”
我问，他做什么事？
她说，做生意开饭店的老板，很有钱的。以前隔一周就从香港来。怀小孩时，也是准时每周末看我一次。后来突然就不见影了：小孩生下来，从未来过。
原来小米是被包二奶，这字眼我真说不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