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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很多人在1368年时都没有注意到，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只是他自己的新中国，跟汉人无关。实际上，任何一个独裁者建立的国家都是他和他家族的，和百姓无关。朱元璋所建立的国家名称为“明”，可能有丰富的内涵。日月为明，《周易》上说，日月相推而明生也。中国远古时代，就有祭祀“大明”的典礼，祭祀的对象就是太阳、月亮。明是火，象征光明。而朱元璋的姓“朱”又是赤的意思，“朱明”恰好把皇帝的姓和国号连接在一起，浑然一体。有人说，这是刘伯温的主意。显然，这是很值得商榷的。刘伯温最厌恶的就是以白莲教为革命思想的红巾军，红巾军信奉的则是明教中的明王转世。小明王韩林儿是刘伯温很不屑的一个人，他不可能把他最讨厌的“明”当作是新中国的国号。
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明”是朱元璋自己设计出来的，为的就是给“家国一体”一个好彩头。
刘伯温似乎也没有注意到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只是他朱家的财产，实际上在那个时代，根本不可能有人存着“为百姓建国家”的思想。即使如刘伯温这样比魔法和奇迹走得更远的大仙也不可能有这种思想。
不过，刘伯温却有个清醒的认识，一个好的国家对百姓一定要宽仁。朱元璋嘴里说的也是这样，他曾和刘伯温探讨过如何对待百姓的问题。刘伯温说：“要宽仁，政府有时候需要不作为，让百姓自己发展。”朱元璋说：“这是扯闲话，宽仁的前提是要让百姓丰衣足食，只有这样，才能谈得到宽仁。”
朱元璋的意思是说，百姓必须要在他这位伟大领袖亲自的带领和指导下，才能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而让百姓有吃有穿，这就是宽仁。至于说让政府不作为，朱元璋想都没有想过。明王朝对百姓的控制最为严厉，百姓必须要生在一个地方，死在一个地方，不得任意迁徙。值得一提的是，户口制就是朱元璋时代发展完善起来的。
但当朱元璋问刘伯温，怎样对待吏治的问题时，刘伯温毫不迟疑地回答：“要严，极端的严。”
朱元璋又问他：“最近坊间传说，任何开国都是严刑峻法三十年（杀运三十年），时间太长了吧。”
刘伯温说：“当然太长啦。如果让我来治理，一两年就足矣，还用得了三十年吗？”
对于刘伯温这样极端自负的自信，朱元璋也是印象深刻。
所以，当他在写给刘伯温的《御史中丞诰》时，就特意提到了刘伯温在吏治监察上的成绩。这一成绩看上去是蛋糕，其实是定时炸弹。刘伯温正是有了这种鼓励，才有了他和朱元璋的第一次说再见。
卫所制
刘伯温58岁那年在应天城中担任明帝国政府的御史中丞，这个职务是他仕途生涯中的最高峰，从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不过，他还有另外的身份，就是朱元璋最得力的谋士。从前是，现在也是。在1368年年初，他以谋士的身份向朱元璋提出了一项军队改革，这就是明朝军制独具特色的“卫所制”。
卫所制的特点是这样的：在全国各个要地建立军事据点“卫”，每一卫有5600人，长官称为指挥使，这位指挥使管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有1120人。千户所又下辖十个百户所，一所为112人，百户所下设两个总旗，总旗下再设五个小旗，每个小旗为十人。千户所的长官称为千户，百户所的长官则称为百户。
有战事时，中央政府国防部（兵部）就命令各地的卫所最高长官指挥使把他的5600人交出来，然后皇帝再指派一人担任这支军队的司令，司令领着这群卫所的士兵出征。
如果把5600名士兵看成是武器，那么，指挥使就是制造和维护武器的人，他没有权力使用武器，有权力使用武器的人必须是皇帝指派的人。这是有战争时指挥使的尴尬处境，即使平时，指挥使的权力也相当有限。卫所的部队平时要做的除了训练外，还要务农。中央政府会在他们的驻地附近划出一块地来（军屯区），让他们来耕种，他们自己养活自己。在卫所制最健康的那些年，全国的卫所军士每年都能生产三亿公斤粮食，足以供养一百万军队，从而使中央政府节省了大量军费。
卫所军士和军官的身份都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军士，你的后代也必须有一个人是军士，你如果是军官，你的后代里也必须有一个人是军官。如果你倒霉，生的全是女儿，那政府就一直等着你，等你生出能当兵的男孩来为止。如果你真的太无能，那只好让你的亲戚来充数。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卫所制度的好处是，将不知兵，兵不识将，不会有大将趁出征时造反。这是每天都处在恐惧中的独裁分子最喜欢的。卫所制还有个好处是，由于士兵在卫所是带着家人的，政府已经把他们的家人记录在册。所以他们为了养家，必然要努力耕种。当他们出去战斗时，由于牵挂家人，也必然竭尽全力地战斗，而不会逃跑。
刘伯温曾仔细研究过中国历代以来的兵制，他发现，主导中国多年的兵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征兵制，这一兵制的好处是，举国皆兵，有事召集，无事务农，兵员素质好，来路清楚，平时军费开支少；但缺点也很明显，兵员都出自农村，如有长期战争，势必影响农业生产。而另一种募兵制，好处是应募的多为无业游民，当兵是职业，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悍，兵员数量和服役时间不受农业生产的限制；可缺点是，要维持庞大的军队，军费开支就很大，招募的士兵大部分来路不明，没有妻儿老小的牵挂，容易当逃兵，也容易叛变。刘伯温的想法是，扬长避短，将武装力量和生产力量结合起来，既可以在战时有军队可用，又可以避免财政负担。于是就有了卫所制。
明代卫所的兵源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朱元璋起事时所指挥的军队，它的班底就是朱元璋当初在郭子仪手下回老家征募的士兵700人；第二种是归附军，包括元政府的投降部队，陈友谅、张士诚等群雄失败后的军队；第三种则是谪发，因犯罪而被罚充军的，也叫思军；第四种，籍选，亦即垛集军，是根据户籍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
这种军事制度一经刘伯温提出，朱元璋确认后，发展迅猛，到1390年时，全国共有卫547个，所2563个，可以参战的士兵达300万。
其实，卫所制并非是刘伯温的原创，早在1363年，那位“身在江南，心怀塞北”的张昶在元大都时就已提出过。张昶提出卫所制是他的高瞻远瞩，也是他设想对元王朝兵制作的一个升级。
蒙古帝国兵团的最高统帅自然是大汗。大汗的下面设有宗王、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五十户长、十夫长等各级指挥官。
蒙古帝国军队的基本战斗单位是千户，有一部分千户分属于宗王，即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成员，其他千户则编入左右两翼军，由左右翼万户长分掌。
蒙古帝国军队的兵员主要是蒙古各部成年男子（15岁到70岁）。这些人服兵役被纳入国家法律，无论贵贱，也不论家中人口多少，只要你符合条件，就必须要服兵役。在平时，他们进行牧业生产和其他活动，一旦有战事，就要根据大汗的需要，或者“空营帐而出”，举国皆兵，或者抽调其中一部分人出征，被抽调者的奴仆也要随军行动。
随着地盘的不断增加，灭亡的国家不断地增多，蒙古帝国积极扩军。这一支扩充的军队被称为汉军。兵员主要是金朝末年中原地区出现的守土自保的地方武装，被蒙古帝国击败或是招安后，成为蒙古军。还有就是蒙金战争中投降蒙古的各个军队，如中都（今北京）的乣军、北京（今内蒙古宁城县）的契丹军等。最后一类则是中原汉人民户中签发的士兵，数量达到十万人。元王朝建立，统一中国后，元朝的军制依然延续着成吉思汗时代的制度。
他们把汉军也编为千户和万户。各汉军万户所统人数多的有五六万，少的有二三万。汉军的万户长由蒙古大汗指定。汉军万户长之上设立统军都元帅，由探马赤军将领担任。蒙古大军出征，都元帅要接受大汗指定的蒙古亲王、万户长、千户长等前线指挥官的调遣。
在整个中国，元政府最先实行的是征兵制，后来又改成世兵制——凡列入军籍的人户要世代当兵。
综上所述，元王朝的兵制已经有了卫所制的雏形，所以当张昶提出卫所制时，元朝的执政家们认为这是多此一举。1363年时，天下大乱，军队调动频繁，根本没有时间来实行卫所制。所有的军人都上了战场，谁还有时间讨论种地的问题？
卫所制正如脱脱宰相整修黄河一样，如果真的实行了，恐怕会引起滔天大祸。张昶后来被朱元璋扣在应天城不放，他在极不情愿地为朱元璋工作时，可能也提过卫所制。因为1368年时，朱元璋的军队里就已有了千户、百户、总旗和小旗的军官职务。
可集大成者的荣耀，却戏剧性地罩到了刘伯温头上。
多年以后，当卫所制因为指挥使和他下面的那些军官的贪腐而灰飞烟灭时，刘伯温在天之灵可能会感慨，再好的制度，如果所用非人，也会一塌糊涂。
——卫所长官们的贪腐很好理解，他们平时在屯田过程中有权决定给士兵哪块田，不给哪块田，时间一久，他们发现侵吞士兵的田地是条发财之道，他们侵吞了士兵的田地后再雇人来种，粮食就归他自己了。士兵们断了生活来源，只好逃跑。
这正如一朵鲜花，插在美人头上，就使美人更为妩媚动人，而放在毛驴头上，毛驴会把它当成草料，过了嘴瘾。
刘伯温隐约地感觉到，1368年的自己可能就是一朵鲜花，而朱元璋是美人还是毛驴，时间很快就给出了答案。
和李善长交火
每当李善长坐在他的宰相办公室时，他内心都会升起一种自豪感。这种感觉是那么强烈，当它发作时，太阳都要抖上一抖。李善长有骄傲的资本。自跟随朱元璋后，李善长的表现一直让朱元璋非常满意。李善长是个心理高手，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洞察朱元璋的好恶。同时，他勤奋刻苦，不遗余力地为朱元璋的后勤保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善于理财，朱元璋遇到他后，从未有过经济上的拮据。朱元璋曾说：“刘邦有萧何，而我有李善长。”所以当李善长在1368年被任命为新中国的宰相时，没有人有一点异议。用李善长自己的话说，宰相这个位置就是为他而存在的。
从刘伯温的眼中看去，李善长也是个宰辅之才。宰相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百官，李善长是个特别善于调护百官的人。所有官员都感觉到工作得很愉快，认为自己在宰相的领导下正实现人生最终极的价值。但刘伯温也注意到，李善长有一种并不使他欢喜的情结：地域情结。
李善长和朱元璋是老乡。朱元璋能有1368年建立新中国的那一天，用李善长的话来说，都是淮西帮的功劳。
元末的淮西，指的是淮南西路，包括今天安徽省中部（庐州、安庆、寿州、濠州、和州），河南省淮河以南地区（光州），湖北东部（黄州、蕲州）。
顾名思义，淮西帮也就是淮南西路地区的人。在朱元璋政府中，淮西人多如牛毛。李善长、徐达、常遇春，包括刘伯温的顶头上司御史大夫汤和这些名震遐迩的顶级人物都是淮西人，因为朱元璋就是淮西人，这就是一人飞升，仙及鸡犬。刘邦建立西汉帝国后，满朝文武半数以上是丰沛人，所以时人说，刘邦的政府就是丰沛集团的政府。李渊建立唐王朝后，关陇集团成员充盈朝堂。这并不是说，淮西和沛县，或者是关陇人才辈出，实是因为他们的主子当了皇帝，而他们恰好在主子未飞龙在天时就跟随左右。
据说，当时的应天城中，半城的高官都是淮西人。朱元璋就是淮西帮的帮主，而李善长则是副帮主。由于朱元璋的主要身份是皇帝，所以，李善长就成了淮西帮的大当家的。
当公务不忙时，李善长会坐在他的办公椅上向外望去。他能看到高大粗壮的红柱子，看到青灰色的砖墙，看到宫廷侍卫闪闪发光的盔甲，还能看到空气中的流气如万马奔腾。于是，他站起来，找他的淮西老乡们用家乡话聊天。越是有外省市的人在，李善长的家乡话就说得越地道，声音就越大。他只是想告诉那些非淮西人，这个政府是他们淮西人的，他是淮西帮的头子。
1368年的头四个月，李善长春风得意，但他也有烦心事，让他烦心的事就是刘伯温的为人。有一段时间，李善长特意关闭房门，严肃地思考刘伯温。刘伯温自1360年来到应天后，巨大的能量始终让李善长如芒刺在背。不过，由于二人的工作性质不同，李善长主要负责的是后勤，刘伯温负责的是战前谋划，所以两人没有大的冲突。李善长曾在朱元璋面前积极表现出他瞧不起刘伯温，朱元璋曾问他，谁是象纬高手，他硬着头皮回答是宋濂。其实，宋濂在他心目中远没有这样大的分量，他当时的回答只是出于意气，只要不是刘伯温，是任何阿猫阿狗都可以。朱元璋矫正他说：“其实刘伯温才是象纬高手。”刘伯温在朱元璋和陈友谅的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才气与神乎其神的卜算能力，让李善长既妒又恨。不过，他始终没有把刘伯温看成是对手。很简单，他是淮西帮的头，新中国就是淮西帮建立的，刘伯温无论如何，也不过是他们淮西帮的工作人员。
和李善长对刘伯温的态度不同，刘伯温对李善长是从心里轻忽。刘伯温孤独的性格和已经定型的孤傲的个性，使他看不起那些爱吹捧主子的奴才。李善长恰好就是这样的人，朱元璋称吴王，是他率先叫嚣的，朱元璋称帝前，他忙得四脚朝天。李善长善于逢迎朱元璋，即使是淮西帮的人都看得到。刘伯温轻忽他，其实是对事不对人。除了这点，刘伯温对李善长的能力是敬佩的，几年后，朱元璋要他评论宰相，对于李善长，刘伯温的评价就是，这人有调护百官的能力，这种能力非平常人所能具备。
1368年刚开始，很多人就感觉到了李善长和刘伯温之间的空气充盈着极难闻的味道。刘伯温在御史中丞位置上严厉执法，从不姑息、从不忽视任何作奸犯科之事，这让身为宰相的李善长心情很不舒畅。因为刘伯温弹劾或者是惩罚的官员都是李善长这个宰相在管理。
他曾以柔和的态度提醒朱元璋，刘伯温这人工作一根筋，死咬着法律条文不放，应该要他灵活执法。朱元璋在沉思中，那是1368年阴历三月，汴梁已被攻陷，朱元璋正准备去汴梁考察迁都的问题。
对于李善长的提醒，朱元璋心中有数。他觉得李善长领导下的一部分政府官员的确有失检点之处，刘伯温做事，他是放心的。这人不会营私舞弊，更不会公报私仇。刘伯温做事，向来是按规则、按良知。这样的人，就应该让他发挥良知的力量，使那些没有良知的人得到惩罚。所以，当他在1368年阴历三月从应天去汴梁时，他把政府委托给了李善长和刘伯温。他对李善长说：“你管理百官。”又对刘伯温说，“你监督百官。我希望在我回来时，你二人会让这个政府比现在要好。”
李善长对朱元璋的警告理解得很随意，刘伯温却郑重其事。没有了朱元璋的应天城，政府官员们的头号人物和监督政府官员的头号人物意料之中地交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