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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六月,余真被批准到避暑胜地北戴河休假。
早就听说省厅在北戴河建有一个休假中心,这是她第一次来。规定可以带爱人和孩子,全额公费。其中来往路费由单位报销,其他一切到了北戴河都由休假中心包圆儿。这样的好事必定也是物以稀为贵,全局每年只有一个名额。今年局党委班子研究出的结果,轮到了她。要说轮到她也是有些勉强。在局里她算年轻的,资历比她老的有的是,多少人还都没去过,她自然该往后排。但正如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无缘无故的恨一样,世界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休假。她虽然年纪轻轻,却是局里的办公室主任。公车、接待、财务,都是她分管。一个很敏感的中层位置。银行拉存款,出差报旅费,司机讨油钱,都得过了她这道关。下面趋奉的人是有的,上面拉拢的人也是有的。没人和她过不去。因为没人和好处过不去。一进单位仿古的翘翘檐大门,传达室的师傅都会对她多敷衍一分钟笑脸。
对这些,她都是明白的。
当初他们办公室仅副主任就封有三个,她是最年轻的。谁也没想到她会被扶了正。对此,只有她自己心里有数。当办公室主任无非就是算计领导的心思。她要是乖起来,顺起来,圆滑玲珑起来,投其所好起来,没人能比得过她——正如她当初野的时候,也没人能比得过她一样。如果说当上办公室主任算是一种成功,那她成功的秘诀就是以失去智慧的方式让智慧显现,以失去主意的方式让主意确定,以失去名字的方式让名字刻下——以失去自己的方式让自己存在。这么说有点儿玄,举个例子。领导想找个有特色的地方吃饭,她知道哪儿合适,但她一定不说。她给他推荐几个路线一顺儿的饭店,让司机开着车,饿着肚子找。那几个饭店比较起来,领导选择的肯定是她想推荐的那家。吃了,喝了,满意了,高兴了,领导还很有成就感,回去打电话的口气就是这样的:“哥儿们,我刚刚发现了一个好去处……”
让你的用心变成他的成就。无非如此。
凭着这点儿功夫,她当上了办公室主任。她没有给谁送过一分钱的礼。可以说,她升职的过程完全是纯天然无污染绿色环保。一位副局长曾经不无遗憾地说,如果她多少能喝点儿酒的话,他确定她的升职速度会比现在更快。
但余真不喝酒。
既然局党委班子研究过了,一研究就成了组织决定,余真推三让四,做够了一番人情,当然没人会接,于是就去,去得无可奈何,也去得理直气壮。送行的时候,局长说:“好好玩。平时都是你跟着领导鞍前马后地服务,这次你就把自己当领导,好好地服务服务。”
儿子马上就期末考试了,要去还真是有些不放心。丈夫说他在家盯着,让她尽管去:“平时都是你陪儿子,过够瘾了,风水轮流转,该我新鲜两天。”瞧,对她全都是这么通情达理,体贴关照。不去都不好意思。
余真有点儿忐忑地上了火车。一个人清清静静地休一星期假,想想都莫名其妙地觉得奢侈,觉得于心不安。她的日子一向都是紧巴巴的。不,这紧巴巴与金钱物质无关。这紧巴巴,以前她总以为指的是时间。因为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单位,她总是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似乎头顶永远悬着一根弦,这根弦嗡嗡地弹着,从来不能让她大大地喘口气儿。现在,当她坐在火车上的一瞬间,她明白了:这紧巴巴指的也不是时间,而是心理。坐在火车上的她百无聊赖,闲得发慌。那根弦仍然在嗡嗡地弹着,弹着。一股艺无止境的劲头。
真是要命。
出租车停下,下午六点十分。休假中心到了。确实是个幽雅的所在。鲜花,草坪,一棵粗壮高大的核桃树下支着几张白色的木桌,配套的是同色休闲木椅,样式稚拙可爱。草坪后面疏疏落落地竖着几栋白顶红砖的小楼,玩具一般,让人一望就心生向往。
大门关着。按通知书上的号码打电话,没人接。余真无所事事地站在门外,看着门口路标上的仿宋绿字:草厂南路。是。通知书上写的地址就是草厂南路。草厂。这是个好名字。她喜欢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可以嬉戏的名字。有一种扑面而来的乡间气息,仿佛可以看见多年之前这里生机勃勃的翠绿村庄,村庄之外有大片大片的青葱麦田,猪羊圈外堆着大垛大垛的喂牲口的干草堆,钻到草堆里,躺下,会被清洁潮湿的草气腌住,用打火机点着,一根草就会燃出一根焦香……十六岁之前,余真会干这些。那时候的她啊,口袋里什么都可以没有,决不能没有打火机。打火机的用处太多了,点树叶儿,点烟,自习课无聊的时候点前面女同学的辫子,哪位老师的自行车后座上绑着捆芹菜,她一准儿用打火机把绳儿给烧断。打火机是个好玩具。口袋里没有打火机的小余真,就像现在的她包里没有手机一样,失魂落魄。
余真捏捏自己的包。包里除了手机之外,还有许多必需品:钱包,“心相印”纸手帕,“雅客”木糖醇口香糖,小镜子,小梳子,唇膏,防晒霜,通讯录……没有打火机。十六年来,她再也没有装过打火机。
余真摇摇头。想要把泛起的十六岁摇走。十六岁的花季?你没有啦。她对着传达室的窗玻璃照照自己的脸。已经三十二岁的她看起来顶多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粉嫩圆润,不胖不瘦,清水挂面头,黑漆杏仁眼,完全是个漂亮少妇的模样。可是,十六岁的花季她确实没有过。她的十六岁,是被腰斩的。
她的神情一派安宁祥和。和脸盘不相称,但与年龄很般配。十六岁,她被强暴了,但现在的她看着还可以,既不愤世嫉俗,也不忧伤沉痛。这是中年的表情吧。中国人中年的表情。中国人的中年一向是提前的,和国际不接轨。据说联合国规定四十五岁以下都是青年,四十五岁到六十岁是中年,六十岁之上才是老年。要这么说,她还年轻。
年轻?余真继续在窗玻璃上照自己。太阳还很毒,脸上已经被晒出了油。但,真的,看起来还是那么年轻——屋里有什么东西明晃晃地花着眼。余真定了定神:柚黄色的桌子上闪着一串钥匙的金光,而另一面墙上的铝合金窗户有一扇没关严。太好了。一刹那,余真作了个决定。既然没人看见,既然她还年轻——余真朝自己做个鬼脸,放下行李,蹬着大门上的横线铁格,翻了进去,然后双手一按,跃上那个窄窄的窗台,伸手进去,把门拨开,拿过钥匙,一试,果然有一把打开了大门上的锁。她把行李拿进来,将钥匙和窗户都恢复原位,正想把大门再锁上,一个男人的声音忽然响起来:“丫头,功夫不错。”
回头。大门对面的树荫下,站着一个戴墨镜的男人。身边放着一个黑色拉杆箱。也是来休假的?
余真对他笑笑。等他进去,和他一起来到二号楼大堂。有一个服务员站在总台后面,浑身湿淋淋的,像一条刚刚从海里爬出来的鱼,狼狈不堪地向他们问好。余真问她怎么刚才没人接电话,她说厨房的水管突然爆裂,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跑去处理水管了。
怪不得传达室会荒。
“为什么不买最好的水管?厅里拨的钱不少啊。”男人一边登记一边说。余真探过头去,看见了他正在写的名字:胡。哦,他姓胡。
胡?他姓胡?醒一醒神儿,余真的头发几乎都要直竖起来。再四舍五入地浏览一下墨镜下他的脸,终于确认:她见过他。他去他们那里视察过工作。
他是他们的厅长。省内本行业最大的领导。
“我们在哪里见过吧?”他边登记边说。当然,他有资格说这话。全省这一行里,他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余真惶惶地报出自己局的名字,几乎是逃也似的拖着行李来到房间。第一天就丢了这么大的人,还是在厅长面前。她想象不出他看着自己踢天蹦地扒门撬锁时的心情,他会怎么想她?这是一个地狱般黑暗无边的问题。真是不该来休这个假。如果不休假她就不会这么放松,不会这么没谱儿。要知道她有多少年都没有让双脚离开地面五十厘米了啊。
死期到了。
等等。余真定了定神。他不是还说了一句“丫头,功夫不错”么?即使是讽刺,也还可以确认他并不是那么讨厌她,甚至还有点儿欣赏。这是一个关键的评价,她得抓牢它,瞅个机会把自己救上岸。